之后他隔三差五找我，我便天天给他留门，负责守门的那几个门徒都认识他了，一见着他都怪模怪样地叫‘嫂子’。
我在屋子里听得真真亮亮，等见了他，我忍着笑，装成不明白的模样，煞有介事地管他叫‘嫂子’。
他没办法，只好挺直腰板一拱手，喊我‘大哥’。
我活了二十六年，爸爸姆妈都在时，我是家里的长子，一向被教导要让着小嫚。
从未有人让着我，更别提像戴逸这般有求必应。
戴逸大多时候客客气气地照老样子喊我‘何先生’，被我磨得要疯魔了就‘爷爷、爷爷’的喊。
作为戴逸的‘爷爷’，我本以为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好一阵子，不过没想到，拢共不过一个月，我俩就翻脸了。
事情要从小刀那边儿说起，他的堂子、赌场被我的人搅和得呜泱瘴气做不成生意，小刀熬不住，撺掇法租界巡捕房那位督察长当中间人，约我在茶馆吃讲茶，想和好。
他知道我是为何事恼他，眼泪叭嚓地烧了一车烟土，说再不碰这个道儿了。
人都是妈生的。小刀不像，小刀像是钱眼儿里生的。
黑烟滚滚，烟土烧起来有一种特殊的肉桂味儿。
在浓郁的肉桂味儿里，小刀涕泗横流。我见他真的伤心，咬咬牙划给了他一家当铺哄他。
和小刀和好了，他找我去泡澡，我说去看戏——我还带着一身戴逸啃的吻痕，不好脱衣服泡澡。
小刀向来不乐意看戏，无论是越剧京剧粤剧。我便把留在车上的《申报》展开给他看，副刊上印着曹之瑞的大脸盘。
小刀一看，贼兮兮笑着：“走走走！去！”
红了的名角戏票才卖二十块，看曹之瑞要五十块一张，还次次满座卖出票去——原因不为别的，曹之瑞，乃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的大名，他是个戏痴，时不时的就自己扮上挺着个大肚子登台唱上一唱。
这么多人愿意去看曹之瑞，而不去看娇滴滴的名旦，都是怀着和小刀一样的心思——奔去看大督察长出洋相的。
汽车路过金凤凰路的路口，路口那儿安了个交通灯，底下站了个包着厚厚白头巾的大胡子印度锡克人，是负责拉交通灯的。
那大胡子一直瞄着我们的车。赶上阴天，乌云层层叠叠，并不多么的热，可这大胡子偏偏汗如雨下，河里捞出来一般，眼皮还不停卡么卡么的。
他和我对视上，别开眼，抬起胳膊拉下交通灯的手杆，上头的绿灯就变成了红灯。
停路口等红灯的功夫，小刀还在笑嘻嘻地说新认识一个电影演员，多么多么的漂亮。
汽车是小刀的，他天天招摇开着去嫖书寓去泡戏子，车脸挂着那搪瓷牌子上的几位车牌号，整个法租界的人都倒背如流。
我觉出哪里不对劲儿，一抬头，隔着透明车窗看见戴逸的脸。
戴逸也看见了我，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小刀身上开两个洞。
他是专门干这活儿的人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小刀带着的门徒不多，我一嗓子就把他们全喊住，谁也没去追。
过了最金贵这一两分钟，戴逸早没了踪影。
医生在手术室忙活了一个多小时，手术室门顶上的红灯才灭。戴口罩穿白大褂的医生带着满脑门汗珠儿走出来，告诉我：“醒不醒看董小刀先生自己个儿的造化吧。”
我没想到留过洋的医生还会在这跟我扯什么造化不造化的，气得要打人，幸好门徒扑上来，及时把我拉住了。
小嫚被我送到大嫂那里去了。她和大嫂亲近，之前大先生在世，我怕大先生见着小嫚起歪心思，一直不敢总让她天天去公馆晃悠。
而我则是揣了一把点二二手枪，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等戴逸。
天色一层一层暗了，蛐蛐或者蝈蝈开始叫，其实我分不大清，这两天下雨下得勤，蛤蟆也蹦跶出来，“咕嘎咕嘎”叫着夏。
戴逸来了，甚至比寻常时间更早一些。
“何先生！”他还是像往常那样笑得明朗，没事儿人似的，带着一身夜里特有的清凉水汽，见了我，就把手揣进怀，似乎要掏什么东西。
‘这人要小刀的命’，我一遍遍默念着提醒自己，然后抬头看他：“你知不知道董小刀是我什么人？”
夜色下，戴逸的眼睛比天上的月亮还要亮上几分，他回答：“是你的朋友。”
我沉默了一会儿。
戴逸静静看我。
我不如他那样会讲话，只说：“小刀做了什么事情？”
他不答，我又说：“你杀了小刀，惦记我死活的人就只剩我妹妹和大嫂了。”
“我惦记你。”戴逸把他怀里藏着的圆筒玻璃瓶掏出来。
我没心思看他带来的是什么东西，他温温顺顺的一副好欺负的样，我的太阳穴气得一蹦一蹦地疼，从小马扎上站起来，用枪对准他，口不择言：“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惦记我？你他妈摸黑找我就为了那点事儿，你就是只发情的
狗！”
人是有劣性的。我是人，所以我有劣性。我的劣性就是戴逸越让着我，我越要蹬鼻子上脸。肆无忌惮。担心他扭头走了，也担心他不走。
戴逸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枪，仿佛那不是一把枪，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拨浪鼓。他叹了口气，弯下腰把圆筒玻璃瓶放到地上，真的走了。
我这才看清楚玻璃瓶里装的是什么。
星星散散的萤火虫在瓶子里静悄悄地发着光，既不到处乱撞也不完全停着，偶尔闪一闪屁股后头的光，满满一捧的亮盈盈。
第二天一早，守在医院的人打来电话，说小刀醒了。
我绷了一晚上的这口气终于松了出来，脑子里乱糟糟的线团也一条一条捋成了顺的——戴逸给谁干活我大约猜得出，如果小刀和日本人不搭关系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去杀小刀。
汽车朝法租界医院开。
一个礼拜没上街，我突然发现街上有几家裁缝铺、饭馆、书店通通变成了烟馆。
我想到小刀当着我的面烧掉的那车烟土。
路过公董局，我示意汽车夫停车，直接进了曹之瑞办公室。
他见我来，吓了一跳：“何老板？”
我也不跟他寒暄了，开门见山：“大哥，我有两件事儿问你。”
曹之瑞放下笔，示意我问。
“街面上新冒头的那些个烟馆是不是董小刀开的？”
曹之瑞不说话，皱起眉毛面露难色，我知道这是他默认了，继续问：“烟馆的牌照是找你批的？”
曹之瑞的神色变得复杂，他把手伸到鼻梁上，极疲惫地捏了捏，叹道：“我没有这种能耐，他找的日本人的关系。”
这么多烟馆要供，小刀肯定不只那一车烟土。
他可能有十车、一百车，但被我熬烦了，忍痛烧了一车专门来糊弄我。
日本人能给他这么多张烟馆牌照，让他合法卖大烟……
我的脑子嗡一声，耳鸣声不断。
等到了医院进了小刀病房，沸水烧熟的耳鸣声还没有停下。
小刀刚好和大先生住了一间病房。
倒也算不得‘刚好’，这是医院最高级的套间病房，他有钱，自然要住到这里。
我坐在小刀的病床旁边，不顾他还虚弱，开口问：“你帮日本人做了什么事儿，人家要批你的牌照？”
小刀脸皮儿焦黄，嘴唇青白，眼珠转了两圈，就是不说话。
“什么时候了还不能撂实底儿？”
他呼嗒呼嗒地喘了两口气，瞟过来：“我运了粮食棉花还有枪支弹药给宪兵队，他们说，拿掉曹之瑞，督察长也给我当当。”他呼嗒，如离水的鱼，然后继续道，“军统的废物，老子是想杀就能杀得了的吗……”
我想起二十年前，讨饭讨到一个热腾腾包子，会把包子肉馅全让给小嫚吃的那个小男孩，我就喘不上气。
我看着小刀，只觉越来越不认识他。
他说够了、骂够了，病房里沉默下来，我忽然道：“我送你去香港吧。”
“去香港？”小刀的嗓子哑得嘶嘶的像蛇，“去香港跳海啊？”
“给日本人干活，谁不想杀你？”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小刀用上全部的力气也喊不大声，“别人叫你一声何先生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？”
我不再说话，从椅子上站起来往门口走，小刀在我身后，越嚷越来劲：
“最下三滥的妓女都比你强！”
“你让日本人轮着干过！”
小刀出院后，在我们的联体别墅之间砌了一道墙。
他把他那些相好的女人都叫来家里，自己闭门不出，连客也不见——他是真的怕死了。
工匠垒砖，瓦匠抹泥。
小凿子“嘣嘣嘣”地日夜不停。
小刀那些个相好的搓麻将，“哗啦呼啦”、“碰”、“姑奶奶胡了”……
诸如此类的动静儿日夜不停地凿着我的脑花儿。我坐在窗边，看楼下草丛里散发着一个点一个点的荧光。
那些小点们是戴逸送我的萤火虫。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，怕这样困着它们它们要死，就放了。
谁知萤火虫一直窝在我的院子里不肯走。白天找不见它们，一到晚上就绕着青草跳舞。
后院传来几声狗叫。
我没当回事。
那狗叫几声就不叫了，我一颗心反而悬起来——可别是谁家狗跑我家来被馋嘴的门徒捆了吃肉！
我从楼里跑出去，四处没看见狗影子，树叶剪出自己墨水一样的影子贴在地上，一阵风吹过去，影子晃起来。
一双手从我身后拦上来抱住我，发出极逼真的叫声：“汪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