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的冬天很冷，上海下了好几场雪。我们度过了一整个冬季，那是我无论何时回想，都会觉得怀念的一个冬天。
他有时很凶，尤其是在床上的时候，但大部分时候很温柔。工作很忙，经常晚上十点钟开着车来校门口接我，也不一定做爱，有时只想玩玩我、抱抱我，或者是把顺路买的零食衣服送给我，像是圣诞老人的雪橇一样。
寒假的时候，我正好在上海实习，住进他的家里。印象里，他家的床很大很软，落地窗前还有一个大大的秋千。
他说那是要扔掉的，我却很喜欢，觉得它和落地窗相得益彰。
他当时是看了眼窗外，说，你喜欢的话，就留着吧。
我在厨房钻研，他说我做得难吃，让我跪在边上看，他每做一样，就喂我吃一样，放在我的狗盆里。
他让我背对着落地窗跪坐，带着眼罩和项圈，由他牵引着舔弄，我总是做不好，他就深深地顶进喉咙，哑着声音说，好好感受一下，下次才找得到。
有时候我也犯些小错，他不打我，说打我就是赏我，把我用脚链锁在床边，在地上写检讨。字不好看，就得到劈头盖脸的耳光，说我糊弄他。
我们也会买蓝色的紫罗兰和橘色的洋甘菊，插在玄关的花瓶里；一起买菜做饭，一起起床午睡——我知道，我已经在心里越界了。
寒假结束的那天，我整理行李，在衣柜里拿我的衣服。哐当一声，从最底下滑出一张相框，照片上是年轻的他和姨姑，在东方明珠塔上的合照。
我看了很久，一面落泪，一面自嘲地笑了。我早知道他离过婚，也早知道他手机的密码是她的生日。
这不是我早就知道且早该知道的吗？
可伴随着这张照片，和我们同居的结束，很多我刻意忽略的事情慢慢浮现出来。
比如，他很少很少和我说工作的事情，他说他把我当女儿，他觉得我不适合听这些。他比我成功很多，甚至说，我还没有任何成功可言。我知道，哪怕再过五年、十年，我成了现在的他，而他也是五年之后的他了。他大概率还是会更加成功，毕竟钱生钱很容易，而人生钱太难，我们的差距永远无法弥补。
又比如，在我搬进他家的那一天，他郑重地看着我，却很久没有说话。
我猜他可能要说些“我会对你负责的”之类的承诺，表白他的责任心和爱意。但我始终都没有等到他有开口的勇气，我也明白他从不说没有把握的话，所以我先说：“您不用为难，这是我乐意做的事情。”
没有结果的关系——在他那里，或许连爱情都算不上。
三月初的一天，他带我去江边吃晚餐，是一家海鲜私房菜。这种餐厅总是贵得没边，连服务员穿的都是ct的高跟鞋，矜贵地把账单放在他的手边。
吃到一半，他电话响了，第一反应不是接起来，而是看我一眼。然后说：“我去接个电话。”
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冷眼看着江上的邮轮，“主人，刚刚是谁的电话？”
我很少主动问他不愿意告诉我的事情，他讶然了片刻，解释道：“工作上的，比较麻烦。”
“麻烦？我才是那个麻烦吧。”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他皱眉。
“进行到哪一步了？您的相亲对象，还是，女朋友？”我笑得很恣意，但却心如刀绞，“主人，您准备什么时候告诉我？”
“我没准备瞒你…”
“哦！反正我已经知道了。”我忍着眼泪，一点都不想听他再说下去，都是骗人。
“安安…”他叹了一口气，似乎也红了眼眶，“安安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早十年遇见你，一定娶了你。”
这话，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我听了许多次，听得多了，我慢慢觉得，一个男人对女人最大的尊重就是求婚，无论那是一个怎样的男人，在那一刻，至少是真诚的。
毕竟我听到的都是，如果我早十年遇见你，一定娶了你。
是十年，是如果，是不可能的如果。
我们分得很干脆。我不愿再看到他的一点影子，他送我的东西全都被我打包扔掉。打包完了，我才发现有这么多。
室友们看着心疼，问我，这些都要扔掉吗？
我知道的，有人在背后说我被男人包养了，所以总穿得这么好看，经常花枝招展地出去。扪心自问，我也确实存了依靠的念头，在这个压抑得快吃人的城市里，有人手指勾勾就送上很多礼物，或者能有一方酣眠的住所，都是很珍稀的。
可现在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
她们可惜的是浮华世界的奢侈品；我可惜的是，我曾经那么想要找到全心全意相爱的人，我以为自己找到了，最后却以这样的结局潦草收场——千金散尽还复来，但这样的遗憾和空洞是补不回来的。
之后的几个月过得撕心裂肺，无数次在半夜里想他的拥抱，想他的温柔话语，想他的撩人手段。理智和现实都告诉我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结果的，但无论掩饰得多无所谓，还是
会在酒吧哭着喝酒，问别人，也问自己：我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？
为什么？因为不够爱吧。
接着是疫情，全城封锁，我滞留在上海，准备留校过年。
祸不单行，爸爸的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住院了，肺癌晚期，病发得很突然，让我去看看。也让我打电话给妈妈，我知道，妈妈屏蔽了我爸的手机号。
我父母在我高考那年秋天结束了他们的婚姻。二十年，他们也有很幸福的时候，为什么没能走下去，我想也是因为不够爱吧。
听到消息的时候，天旋地转，我腿软地坐在墙角，痛哭着拨号：“妈妈…你快去市二医院，爸爸肺癌住院了…妈妈你快去看看，我现在就买票回家…”
另一头没有回音，我根本没注意到，买高铁、叫出租，眼泪不断地滴在屏幕上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，我崩溃了：“妈妈，我打不到车…我回不来…”
“安安？——安安，你在哪里？”
我愣住了，电话那头又说：“你在学校吗？到北门等我，我过来接你。”
记性太差，忘了当时把他也设置成了特殊联系人。
上海到南京一共四个小时的车程，我麻木地垂泪。
到了病房，妈妈已经在了，也红着眼睛，“安安…”
病床上的爸爸插着管子，头发掉光了，几个月没见，瘦得只剩半个人，我跪在床前，只是哭。爸爸安慰我，说没事的，能治好的。他精神很差，我们说了没几句话，就累得不行，医生叫我们出去，让他好好休息。
妈妈在病房里陪他。
冰冷的蓝白色调，让我想起几年前爷爷去世的时候。从那以后，墙倒众人推，爸爸在院系里的处境不好过起来。
没有什么实权，但爸爸也算是有些虚位，院长来了，拉着我的手劝慰，又说：“陈小姐别看徐医生年轻，可是咱们医院里操刀的一把手，很有能力的。”
我点头。徐医生又找我单独说了些话，末了，说：“陈小姐放心，陈院长是我的半个恩人，我会尽力的。”
我无暇去分辨他微红的眼睛究竟是一早就有的，还是因为说起我的爸爸，我只说“谢谢”。
出来的时候，他站在走廊上，拎着饭盒过来扶我，“怎么样？先吃点饭吧。”
我木木地点头，刚坐下，又猛地站起来说：“妈妈他们…”
“我送过去了，你先坐着吃点。”他和我并排坐着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小餐桌，把各式的粥品小碟摆了一桌。又把围巾给我裹上，搂着我，“好歹吃一点，安安。”
安安…安安…
这是我想了无数次的声音，我终于攥住他的衣服，疼哭不已，哭到嘴唇干裂，好像把眼泪都要流干了。
渐渐止住哭声，他一口一口把粥喂给我。
我喃喃地说：“280万…”
那天在江边的账单，上面是一万零二十八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吃280顿饭，快的话，十个月就能吃完…
我胡思乱想，他问我：“什么280万？”
“280万一针，一个疗程三针，840万。”我看着他，“我现在就找中介卖房子，差不多够了。”说着，我从口袋里翻出手机。
“卖房子？”他攥住我的手，“你跟我说清楚，要多少钱？”
“840万…越快打越好，第一针要先交230万…”我又开始哭，咬着嘴唇，泪眼朦胧。这个数字太大，银行根本不可能借给我这个没有工作的学生，房款又太慢，可是…
“帮帮我…好不好，房款到了我马上还给您，求求您…把我卖给您也可以…”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用钱换命，这种时候，我根本没法考虑我在他心里到底值不值230万。
“你说什么瞎话？”他微热的手掌拭着我的泪，看了一眼手表，“我只有一半的现金，现在是九点十二分，马上股市开盘，就够了。”
这样治疗癌症的针要从上海调货，最快也要一天。就一天，我爸爸就离开了我。
那个冬天是黑色和白色的，因为疫情，就连入墓都很冷清。
站在墓前，北风萧萧，他握着我的手，用自己的体温安慰我。